挣钱真难 (第1/2页)
　　
　　老年人们常常用一眨眼的功夫形容时间过得快。可张雅琴觉得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好慢，虽不能说是度日如年，但时间过得可真慢。她每天咬着牙，拖着沉重的双腿心中无数次地说：“挣钱真难”。
　　
　　真是不比不知道。以前在旅店工作也忙得很，没一刻闲下来的时间，可也没有饭店这么紧张，怪不得同样卖早点，那个清真烧麦馆做早点工一月只给六百元的工资，而这个卖油饼粉汤的回民饭店老板毫不犹豫地每月给一千二百元的工资。天下可真没有白掉馅饼的好事。
　　
　　这个卖油饼和粉汤的饭店生意那才叫兴隆，那才叫火爆啊！真是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一个月下来了，张雅琴那一千二百元是到手了，她紧紧地攥着那十二张红丹丹硬生生的一零零差点捏出水。闭上眼睛想想：自己每天从五点到十点半五个半小时得走多少短盘盘路？虽然从后厨到餐厅没有十步，可是她每天得把多少顾客吃完的盘和碗端回到后厨的洗碗池？又得把多少洗碗池洗好的盘和碗端回到老板和老板娘的小厨房？那些来来回回端回来端出去的盘和碗，每天堆起来是一座小山，一个月堆起来是一座大山。
　　
　　张雅琴觉得不夸张。那就从业务量计算一下：每天从早上七点到十点半有三百多顾客吃早点或吃完再打包带几份，每天卖三袋五十斤一袋面粉的油饼。一袋面粉五十斤，一斤面粉做四个油饼，三袋面粉就是六百个油饼。每个顾客两个油饼放一个盘，放粉汤一个碗，碗下放一个盘。那么一个顾客就是放油饼一个盘，放粉汤的是一个碗一个盘，还有顾客自己用茶碗打小锅炉里的免费茶水的一个小茶碗，总共就是两个碗，三个盘。一个顾客两个碗，三个盘。三百个顾客就是六百个碗，九百个盘。当然，饭店不可能准备这么多盘和碗，这些盘和碗是不断地撤下来，不断地洗，又不断地端上去的。
　　
　　工作了一个月，张雅琴才知道老板每月能挣多少钱。每个顾客按小碗粉汤三元，两个油饼三元计算，那就是一个顾客花六元，三百个顾客就是一千八百元。一天一千八百元，十天就是一万八千元，一个月就是五万四千元，十个月就是五十四万。
　　
　　这个小小的门脸房，上下两层也就是一百二十多平米，除了老板和老板娘以外雇了一个面案工、两个洗碗工、两个端盘工。面案工一个月一千八百元，两个端盘工每人每月一千二百元，两个洗碗工每人每月也是一千二百元。五个人每月工资总共六千六百元，十个月是六万六千元。一年毛收入五十四万，减去五个雇佣工工资六万六千元，还剩四十七万贰仟元。门脸房是老板自己的，不用花租房钱，主厨是老板和老板娘，不用花钱雇厨师。剩下的开销就是炸油饼的面粉钱，买羊下水钱和干粉丝的钱，再就是姜和蒜以及佐料的钱。张雅琴计算过：一年用的面粉、羊下水、干粉丝总共有七万差不多了，连水费、电费算上，一年的成本最多也就十多万。老板和老板娘一年挣四十万绰绰有余。
　　
　　张雅琴每天看着和自己一样累得脚后跟朝前、大跑小走、匆匆忙忙、一身汗一身水的姊妹们挣不了多少钱。来包头先是旅店，后来是饭店，她觉得比自己那几年在农村种地都累都难。在农村种地，那是在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是土地的主人，自己是家中牛、羊、猪、狗、鸡的主人。种地想早出去就早出去，想迟出去就迟出去，想早回就早回，想迟回就迟回。那些牛呀、羊呀、猪呀、狗呀、鸡呀的，它们不听话了，她可以骂它们，轻轻地骂它们几句，就像骂自己的孩子。有时丈夫不在，女儿上学，她还可以冲它们说话。
　　
　　比如她对牛曾说过：“大眼睛呀，你可真是个慢性子，急死我了。”
　　
　　比如她对羊曾说过：“山羊猴呀，你可真不安分，一天不是从墙上跳到草房，就是从草房跳到猪窝，要么就是从猪窝跳到鸡窝，看你男主人回来不把你卖了咋的。”
　　
　　比如她曾对猪说过：“你个记吃不记打的蠢头，又把院里的西红柿和黄瓜吃了不少。”
　　
　　比如她曾对狗说过：“不要汪汪地瞎叫了，你也不看看谁来了，正叫的时候不叫，不要你叫的时候你瞎叫，你的眼睛可真差劲。”
　　
　　比如她曾对鸡说过：“老母鸡呀，不要叫了，下颗蛋只怕人听不见你，满世界叫，扬着个脖颈叫个没完，从鸡窝跳到草房，从草房跳到牛圈，你也太骄傲了吧？哪个女人生不了个娃？哪个母鸡下不了个蛋？”
　　
　　她轻轻地唠叨完，这些家伙好像听懂了似地都有点害羞。在家乡，在家乡的土地上，在家乡的自家小院里，她是主人，她孤单但也不孤独，她劳累也不劳累。
　　
　　可是，在包头打工三个月，她好像把三十年的苦和累受了。
　　
　　第一天去饭店干活儿，她五点钟起床，简单地洗漱完走出单元门。十一月的五点钟天还没有亮，小区里黑黢黢地怕人。偌大的小区不见一个人，学生们再早也没有五点钟到校的。女儿还睡着，她让女儿上了六点种起床的铃声，自己起床也是轻轻地，洗漱也是轻轻地，她想让女儿多睡一会儿，孩子每天十二点钟才睡觉啊！做早点工不影响给孩子做饭，就是早起的声音惊动孩子睡觉，尽管轻手轻脚可还是发出不小的响声。她的心怦怦地跳着，三步并作两步走出小区，平时川流不息的车流不见踪影，文化路上空旷寂静，树影婆娑，橘黄色的路灯镶嵌在朦胧的夜色里。只有扫马路的清洁工那橘黄色的衣服鲜艳地蠕动着，扫帚在马路上发出唰唰的声音。原来人们眼中美丽洁净的城市就是这些人一片一片地分开来清扫干净的，他们灰头土脸地用自己的双手换来了这个城市的洁净。张雅琴知道他们百分之八十是乌盟人。
　　
　　马路上有了清洁工，有了她的老乡，张雅琴紧悬的心放了下来。穿过马路走了不到一百步就到了回民油饼粉汤饭店。饭店门开了，灯亮了。走进去她看见老板来了，面案工也来了，紧接着洗碗工也来了，另一个端盘的女工也来了。
　　
　　面案工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衣服灰不溜秋的，头发也乱篷篷的，戴着个白帽子遮住了头发的大部分。她的脸色也是黑灰黑灰的，叫人看一眼永远记不起。她进来后穿好白大褂，戴好帽子，就开始将一大铝盆发好的面倒在案板上，撒上面粉，将碱面倒在碗里掂量了一下倒在案板的面粉上，然后揉起面来。在揉面之前，把一个装胡油的一个大塑料桶盖子拧开，吃力地端起油桶倾斜着倒进一个很大很大的铁锅中。张雅琴小时候见过这样大的锅，那是生产队里喂猪房里给猪弄猪食的大锅。有一年冬天，一口老母猪吃了一个被老鼠药毒死的老鼠，结果这个老母猪被毒死了。喂猪的女人就在那个大锅里把那口死猪肉炖了一锅。还没等猪肉熟了，张雅琴和几个小伙伴就等不及了，她们偷偷地揭开锅盖伸手去取，偷上肉烫得手拿不住，一大块猪肉烫得从左手放了右手，又从右手放了左手，怎么也不舍得扔掉。狼吞虎咽地不知道怎么就三下五除二地把那一块肉吃掉了，上颚烫起了皮，舌头烧起了泡。那天，她和小伙伴们有的抢得吃得多，有的吃的少。到现在想起来也奇怪，她们吃了被毒药毒死的猪肉竟然没有被毒死。那个大锅却永远也忘不了。
　　
　　今天，在这打工的饭店又看见了大锅，真有点久违了的亲切感。面案的女人，很快将倒了半锅葫油的油烧开了，烧油的时候，女人做油饼的手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张雅琴看见两个洗碗工吃力地抬着一袋干粉丝，然后抬到洗碗池另一侧的一个水泥池里把干粉丝放进去，又拧开水龙头放进水泡那干粉丝。放了半池水，她们来来回回地抬了不知几袋干粉丝，只见水池水快满了。
　　
　　“站着干啥？来，把碗和盘放到小厨房，一会儿用呢。”另一个端盘的女人早系好了围巾一边忙乎一边说。
　　
　　张雅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走过去端了一摞盘送到小厨房，她很不好意思自己不熟悉业务，站在那里看不见营生，呆头呆脑的，干活儿还得人指派，要知道她可不是偷懒的人。她正要再去端盘，端碗，一抬头看见老板娘，她冲老板娘点头笑了笑，算是打招呼。可老板娘既没点头，也没微笑，脸上毫无表情。她想：也许老板娘没看见自己的点头和微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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