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少上阵 (第1/2页)
　　
　　二0一二年暑假，安静在培训机构讲课的最后那几天是咬着牙坚持下来的。
　　
　　她感到胸闷、心慌、心痛、头晕，而且常常伴有恶心想要呕吐的感觉。她有冠心病，因此丹参滴丸和救心丸不敢离开身，她每天三次喝着丹参滴丸。她每天早晨吃了早点也吃了药，可是依旧胸闷心慌，但是她依旧坚持七点打车去培训机构，八点开课，十点下课，然后打车回家。天气闷热，吃不下饭，每天中午多数是凉面或炸酱面，要么就是馒头熬粥拌个凉菜。每天中午吃完饭，头顶憋涨疼得厉害，她赶快平躺下来，静静地睡一会儿就会好点。可是胸闷心慌地总是睡不着，她知道自己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太劳累了。
　　
　　她感到自己真的是老了，力不从心了。
　　
　　她教书二十六年，当了二十六年的班主任。女儿上了高中，她才推掉了一个班的语文和一个班的班主任。在带女儿这一届的特招班中，她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太多的精力，得了冠心病。女儿那一届初三的时候，她就这样胸闷、心慌、心痛，常常头晕。有一次早晨起床栽倒在地上，输液了一个礼拜，她也没有请假。初三下学期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她头重脚轻地坚持着来到学校，来到教室，不敢看学生，不敢动，坐在讲桌前难受得汗流满面。她感觉不对劲，急忙喝了救心丸，扶着讲桌站起时差点栽倒。学生们看见她脸色煞白，急忙上前扶她，搀扶着她，把她送到学校附近的门诊。大夫说她紧张劳累压力大，心脏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
　　
　　安静生怕自己给培训机构讲课这半个月坚持不下来，除了挣不了钱外，也对不起那温和如大姐的高总，对不起那送她好几次回家的报社记者，对不起每节课结束后给她送一次水的许老师，对不起那些酷热难耐的暑假来听课的孩子们和不辞辛苦的家长们。这二三年来，她常常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四十六岁的女人难道真的是老了吗？自己是农民的女儿，怎么会这样脆弱，春种秋收、担水扫院什么活没干过？如今教两个班一百五六十个学生当个班主任就累得不行了，现在每天培训机构打车讲两节课就二百块钱，自己讲四天课就相当于大哥养一只羊，这样容易挣钱竟然难受得不行了，身体真菜！她有时骂自己。
　　
　　半个月课结束后，她从财务室那儿三千块钱的讲课费，当红通通沉甸甸的一沓钞票在手的时候，她一下子好像头也不疼了，胸口也好像不那么憋闷了。钱他妈的真是好东西，她也没有掩饰自己见钱眼开，笑眯眯地拿着钱，拿着十五张八开大的a四纸，向高总告别，向许老师告别，向学生和家长们告别。其中，有好几个家长和她合影留念。扬璇那漂亮的妈妈把她叫到一边，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透明的塑料袋，说是要赠送她一块纱巾。
　　
　　回到故乡的家，安静病倒了，住院半个月，花了五六千块钱，也就是说把这学期在青山区哈达道小学挣得代课费和昆区钢铁大街挣得补课费都花光了。安静觉得身体和意志不成正比，意志抗不过身体，疾病压倒一切。
　　
　　这年学校也催着回去上班，如果继续请假陪读将扣除工资的百分之六十。女儿一年连租房带生活费补课费得花五万元，如果自己每年再扣三万多元，那么这个家庭的生活将异常地窘迫了。一家人不是三口，还包括七十多岁的婆婆。婆婆看看不知所措的儿子，再看看满脸憔悴、满嘴火泡的媳妇，又看看一脸天真的孙女，把拄着的拐杖放到一边直挺挺地站在中间说：
　　
　　“都不要麻烦了，我去陪读我的孙女！你们安心上班，一分工资也不少挣他的，我这把老骨头配上点用场吧！我就是爬着也得把我的孙女陪出来，送我孙女上大学！”
　　
　　安静和丈夫怔怔地望着白发苍苍的婆婆，这老人文ge中和公公一起被打成“内人党”，受到过毒打，都落下了毛病。安静嫁给丈夫时婆婆还不到五十岁，但那时已经是满头白发了。就是这样两位老人残疾在身、重病在身，为了支持他们的工作，老两口硬是把孙女拉扯到八岁。五六年前，公公因早年落下的疾病离开了人世，婆婆一人生活着。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住着廉租房、吃着低保、领着伤残补助，晚年算是幸福了。唯一痛苦的就是疾病的痛苦和寡居的孤独吧？安静一直以来认为老人不用住院、不拖累儿女就够好了，没想到刚强的老人会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
　　
　　七月底，安静的丈夫刘洋左手搀着拄拐杖的老妈妈，右手牵着女儿稚嫩的手，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当然还提着大包小包。大包是老人换洗的衣服，小包里是老人治疗高血压冠心病的药。安静的女儿刘思祺的背上背着沉甸甸的书包。
　　
　　列车上的人们问老人拄着拐杖去包头干什么，老人爽朗地告诉人们：“孙女上高中，去包头陪读孙女！”
　　
　　老人说话时没没有苍凉，没有悲壮，有的是自豪的。刘洋听着老妈妈的话苦涩地笑了。安静送女儿、婆婆和丈夫到车站，看着缓缓开动的列车，看着列车上一老一小的笑容，她的鼻子一酸，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那小的要人照顾，那老的本来也该要人照顾啊！列车在钢轨上飞驰，义无返顾，从容不迫，很短的时间里，拉开了很长的距离。安静像木偶一样伫立在那里站成了一尊眺望的雕像。她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空间，忘记了存在，忘记了自己。过了好久，她才缓过神来，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站台。台湾作家龙应台写过一篇《目送》，说是孩子长大了，父母和孩子的机缘就是一次次地目送，目送的父母这头是无尽的牵挂，被送的儿女是义无返顾地不返头，是欢欣鼓舞地奔向自由。
　　
　　从此，车站、列车、车票、站台成了她的一个生活内容。她因为有病，女儿上高中，学校领导照顾她没有让她带班主任，而是只让她带一个班的课，工作量少了一大半。她每到礼拜五上完课就匆匆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等到去了包头已经是夕阳落山、晚霞满天了。然后匆匆赶乘二路公交车。等到包头青山区民zu路下车时，已经是暮色苍茫、华灯初上了。星期六给女儿和婆婆洗床单被罩，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改善伙食，做鸡做鱼；星期日女儿补课，安静给女儿和婆婆洗衣服，做饺子做包子，蒸烧麦烙烙馅饼；星期日晚上，女儿在离家很远的一个小区补数学，从八点补到十点，安静送女儿去，十点钟再把女儿接回来。
　　
　　女儿报名补数学之前，安静领女儿试听了一节。讲课的是内科大的数学老师，四十七八岁的样子，头发稀稀疏疏的，头顶已经空空如也，看上去很苍老。从周六到周日两天时间排得满满的，高一、高二、高三三个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又分基础班和提高班，六个班学生轮流进行，讲课的只有这老师一个人。到了晚上八点到十点这一班，这老师强打精神，手抚讲桌或依靠黑板，声音沙哑地讲着。安静知道他很挣钱，也很辛苦，那是在透支生命。她在培训机构一天上午讲两个小时的课，下午睡起来备两小时的课，累得都难以支撑，何况这老师两天要讲十二小时的课呢？安静计算了一下这个老师的补课收入：每个学生每个学期一千二百元，每班三十个学生是三万六千元，六个班是二十一万六千元。一年两个学期是四十三万二千元，这还不算暑假和寒假集中补课的收入，再加上这些一年能挣六十多万元吧，一年是半个百万元，也许是钱催的吧？人们都说鸦片是兴奋剂，金钱也是兴奋剂，让人透支生命却依然兴奋。
　　
　　这老师为了钱把日子和时间排得满满的，高中生们、初中生们、小学生们，还有早期教育的孩子们为了考个好大学、好中学，在小考、中考、高考中考个好分数、考个好学校把日子和时间也排得满满的。台上的老师，台下的学生，背后的家长都辛苦，都不容易。安静是从台下的学生走上讲台成了老师的，一步之遥苦苦走了十几年。她现在也本校听课，外出观摩听课，往往听两节课就腰酸背疼得不得了，而学生们每天要在学校十一个小时，除去课间操、课外活动和几个课间十分钟最起码在教室里坐九个小时，夜自习放学后回家还得学习两三个小时。这样算下来一个学生一天得坐下来学习十一二个小时，别说记不完的知识，做不完的习题，就是坐十一二个小时已经够辛苦的了。所以呀，安静当了老师后，从不对学生吹毛求疵，横眉冷对，她知道孩子们的辛苦，她愿意做一个引导者、一个陪伴者。唉，那些考的好的孩子，哪一个不是把自己变成学习的机器？为所谓的成功付出的代价就是忘却自我，忘记自己的头昏脑涨，忘记自己的腰酸腿痛，忘记自己的饥寒交迫，忘记自己的七情六欲。
　　
　　第一次陪女儿试听，是九月份，天不冷。老师讲的是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幂函数的综合题，数形结合，变化无穷。安静刚开始还懂，越听越不懂，简直就像听天书。数学真的是好枯燥，难怪孩子们多数学不好。爱因斯坦说：我沉浸在双曲线、抛物线和椭圆的美丽中，它是我用以摆脱人世间的庸俗和无聊灵魂得以安顿的地方。可见爱因斯坦多么喜欢数学啊！因为喜欢而学习，哪还会有痛苦？可是现实生活中几乎百分之百的学生是为了分数，为了考个重点中学考个名牌大学。安静挺同意西方一位神父对数学异常憎恶的话：数学是数学家与魔鬼签订条约把人引向地狱的咒语。可见，这位神父把数学比成了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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