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讲一讲我在米国的事情 (第1/2页)
　　
　　讲一讲我在联邦的事情。
　　
　　我三十多岁正式移民联邦，曾在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拉菲亚学院和汉弥尔顿学院做过十几年客座教授，但由于两国文化和政治差异较大，我的理念和联邦主流又格格不入。所以我最终放弃了身心俱疲的教育生涯，来到了唐人街上，用舅舅留给我的遗产，从国内聘请了HN的大师傅开了一家不大的湘菜馆。
　　
　　国外湘菜的处境颇为尴尬，西方人虽然经常会在我这里竖起拇指大叫大嚷：“辣，但是非常好吃。”但其实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湘菜，什么又是川菜。经常有些混充懂行的人，来到我的餐馆里指着红烧肉跟自己的朋友竖起拇指，用他那口硬的可以砸碎核桃的口音介绍道：“红烧肉，川菜，好吃！”
　　
　　起先我们的厨师出于菜系的自尊心，也用他那口一样不知道怎么学会的中式英语，上去跟客人解释说：“红烧肉，我们的毛先生喜欢吃的，HN不是S毛先生喜欢吃的。”白人再次竖起拇指，“川菜好吃！”
　　
　　“湘菜，洗衣昂——香。”
　　
　　“哦，非常好，香香的川菜。”
　　
　　从此以后我们的厨师开始在后厨埋头苦干，再也不去前台了。
　　
　　对于大厨的郁闷，我并没有过多安慰，因为我开这家餐馆可不是为了什么致力于发扬湘菜文化，纯粹是为了纪念自己在国内的青葱岁月，顺便赚点生活费。
　　
　　不过近些年生意不好做，米国的经济环境十分恶劣，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们都已经大规模的失业，那些混在下层的黑人更是怨声载道。现在米国只有两个机构比较活跃，一个是各种NGO组织，他们忙着组织罢工和游行；另一个是联邦警察局，忙着镇压这些罢工和游行。
　　
　　就连饭店外的唐人街上，一向比米国人还安分的华人们都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大过年的他们为了声援一个华人警察，也学着米国人四处串联，要求唐人街的华人们起码为了自己也得去抗议一下。他们也来过我的餐馆，在那一天拉走了我的厨师和招待，但却没有人邀请我。
　　
　　因为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拥有一颗红心的——白种人。他们觉得我不是华人，不是华人我就不会帮他们说话，这真的让我感到很遗憾。
　　
　　我知道我自己虽然留洋在外，但我很爱我的祖国，这份爱只会比他们深刻，一点都不会比他们少。如果不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压根也不会呆在万里之外，这个和我有着同样皮肤但不同心的国度。
　　
　　我的父亲是东欧人，有着斯拉夫和蒙古血统。他年轻时给第三国际工作过，但是第三国际在43年解体了，他也就跟随着失业。父亲无法理解当时国际这个做法，于是拒绝了苏联人的邀请，追寻《西行漫记》的踪迹，只身来到了遥远的中国。
　　
　　从打算出发到来到中国，磨磨蹭蹭用了好几年，最后乘船辗转到了大连登陆。可是一踏上这片东方的土地上才发现，RB法西斯已经跟随德国法西斯一样玩完了，这固然很好，但是延安居然也沦陷了！
　　
　　没有了延安这个目标，他也就不知道怎么去找心中的那个组织，在大连的街头上游荡了一个月，终于还是决定先找一份工作糊口，因为兜里没钱了。
　　
　　谁知这一找居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当时兵工厂的人站在一辆大卡车上招工，当时街上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是什么背景，也没有人关心他们是什么背景，大家更关心的是如何在乱世中讨一口吃的。于是很多人都踊跃到了卡车附近，争先恐后的表示自己身强体壮，完全可以胜任一切工作。
　　
　　父亲当时也挤在里面，他当时想的是能不能找一个翻译工作。父亲虽然不是金发碧眼，但在当时，大鼻子加高个子也是非常惹眼的。招工的负责人一眼就看到了父亲，但是由于父亲的斯拉夫血统让他产生了误会，当时他用不熟练的俄语问道：“苏联人，布尔什维克，达瓦里希？”
　　
　　父亲是斯拉夫人但却并不是苏联人，他确实加入过本国的左翼政党，但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不过父亲看到对方的俄语熟练度仅能蹦出几个单词，他就果断的放弃了分辨的打算，而是在车下用中文高喊：“对，同志，达瓦里希！”
　　
　　于是他就在误会中被拉上了车，坐着卡车一路来到了大连兵工厂。在这里他认识了来自米国的女记者，并且凭借着斯拉夫血统的高大英俊征服了她，她后来也就成了我的母亲。但母亲却说，嫁给父亲纯粹是因为，兵工厂里只有和他在交流方面感到最方便。
　　
　　讲到人品和相貌，母亲一直觉得兵工厂里引信分厂的吴厂长才是最好的。
　　
　　解放后，大连兵工厂援建胶东机床附件厂，他们就一起脱离了兵工系统跟着跑到了大连的彼岸城市，在那里从事父亲的老本行机械。这家工厂是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直接领导，父母也成了留在中国的外国专家。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