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三章 宋朝的司法制度 (第2/2页)
说着，包拯就是换了审案用的官服，跟着公孙策一起，转屏风入座，准备升堂，来应对这群几乎已经失去了理智，一心想着杀人偿命，要致李小鱼于死地的文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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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不得不插一句，在许多人固有的印象里，说到古代官员审案，特别是包公审案，一定是明察秋毫，威风凛凛。
一桩案子，当庭就问个清清楚楚，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紧接着义正言辞的宣判之后，又大喝一声“虎头铡侍候”，推出去砍了，完美撒花结局。
是不是这样？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也不怪大家，因为电影和电视剧都是这样演的，导致大家先入为主，习以为常。
但要说明，实际上，在宋朝，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审讯与判决场景的，除非你是无道天子，一言而决人生死。
而之所以会出现上诉场景，是因为很多人都有“包青天情结”。
没错，正是“包青天情节”，什么意思呢，简单点来说，就是今天许多朋友说起传统的中国司法，都会习惯性的以“人治”、“缺乏程序正义”、“法理无外乎人情”等等。
然而，如果宋朝人听到这样的评价，首先就会不同意，因为宋人立制，最讲究“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也就是防止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出现独大的权力，防止独大的权力制造冤案错案。
因此特别注重司法审核，特别是“事实审”与“法律审”，这两个是分离的，互不干扰。
这原理有点像英美普通法体制下，陪审团负责确认犯罪是否属实，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
而且宋朝实行连署判决制度，连署的法官类似于是一个“判决委员会”，如果你觉得判决不合理，也可以拒绝签字；倘若有法官拒绝签署，那么判决便不能生效。
中华文明在很早的时候就发育出了“疑罪从无”的司法思想。
《尚书》里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当然，有一个人在这方面做的特别不好，起了坏作用，那就是曹操，他就不信这一套，一贯奉行‘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以及‘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
确实有点狠，但无奈，他是枭雄嘛，而且是身处乱世，不这样做好像也不行。
但宋朝就不一样，天下太平，人人都忙着发展经济，提升GDP，没那么多枭雄，很有人道主义精神。
所以宋朝人与现代文明国家一样，基本上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宁纵不枉”。
当然，说来讽刺的是，即便如此，宋朝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一则冤案，那就是岳飞的‘莫须有’。
不过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孰是孰非，实在不好评论。
但总的来说，宋朝审案还是很民主公正的，一件刑事案进入了庭审程序，主审法官的责任是审查事实，根据证人证言、证物、法医检验、嫌犯供词，将犯罪事实审讯清楚，能够排除合理怀疑。
至于犯人触犯的是什么法，依法该判什么刑，他是不用管的。
被告人画押之后，便没有审讯法官什么事了，但如果审讯出错，则由他负责任。
第一道程序走完，就进入第二道程序。
这时由另一位不需要避嫌的法官，向被告人复核案情，询问被告人供词是否属实，有没有冤情。
如果被告人喊冤，前面的庭审程序推倒重来，更换法庭重新审讯。
如果被告人未喊冤，那进入下一道程序。
案子的卷宗移交给另外一位法官，这名法官将核查卷宗是否有疑点，如发现疑点，退回重审。
如没有疑点，则由他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检出嫌犯触犯的法律条文，然后，将案子移交给一个判决委员会。
判决委员会负责起草判决书，交委员会全体法官讨论。
若对判决没有异议，则集体签署，将来若发现错案，所有署名的法官均追究责任。
对判决持异议的法官，可以拒不签字，或者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呈请上司另审。
判决书获得全体法官签署之后，方才可以进入下一道程序：送法院的首席法官做正式定判。
首席法官定判后，还需要对被告人宣读判词，询问是否服判。
这时被告人若称不服判，有冤要伸，那么将自动启动申诉程序——原审法官一概回避，由上级法院组织新的法庭复审，将前面的所有程序再走一遍。
原则上刑案被告人有三次翻供申诉的机会。
所以如果连续喊冤的话犯人至少也能多活好几个月，也算是一个法律的空子，有不少人钻。
而如果被告人在听判之后，表示服法，那么整个案子告一段落，呈报中央派驻各地的巡回法院复核。
巡回法院若发现疑点，案子继续复审，若未发现疑点，便可以执行判决了。
但如果是死刑判决，且案情有疑，则必须奏报中央法司复审。
这样的刑事司法制度，不得不说，其实是十分先进的，而且这上面上面所述，也并不是作者菌的假设，而是在宋代一直实行的州级法院的刑事审判程序，当然，可能我的描述使用了现代的语言。
大家若还不信，可以继续听我细细道来。
首先，鞫谳分司，宋代是最先实行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鞫谳分司”司法制度的。
鞫，即鞫狱，审讯的意思；谳，即定谳，检法定罪的意思；鞫谳分司，就是前面说的“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
在宋朝法院内，负责审清犯罪事实的是一个法官，叫做推司、狱司、推勘官；负责检出适用之法律的是另一个法官，叫做法司、检法官。
两者不可为同一人，这便是“鞫谳分司”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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